从革命青年到到一国大使，聊一聊菲律宾驻华大使的如烟往事

周二，来自菲律宾和中国的悼念，涌向了马尼拉驻北京的特使罗马纳（Jose Santiago “Chito” Sta Romana)。

据来自中国的媒体介绍，今年74岁的罗马纳大使，周一在中国安徽省的一家隔离酒店去世，此前他参加了菲中两国外长的重要外交会议。

目前尚不清楚74 岁的罗马纳大使具体病逝原因，在 4 月 3 日的双边外长会议后，根据中国的检疫规定，大使罗马纳在黄山市的酒店需要待到 4 月 25 日。

在2016年的仲裁危机严重影响菲中两国关系的危机时刻，作为中国通的罗马纳大使走马上任，为新任总统杜特地修复一度破败的双边关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被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当年和阿基诺同为菲大激进的学生组织领袖的罗马纳，从学运领袖到前往红色圣地的革命青年，再到栖身中国几十年的ABC广播首席记者，摇身一跃成为一国大使，长期驻扎在他的第二故乡，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SO，在今天这样特殊的日子里，萝卜头整理了一些罗马纳大使与中国的如烟往事，分享给各位读者。

罗马纳于1948年1月出生于马尼拉，在德拉萨学校完成了小学、高中和大学教育，并于 1970 年毕业于该大学，其后在菲律宾大学经济学院修读了一些研究生课程。

名校出身加之获得经济学和商业学士双学位的他，如果就此学霸生涯一路下去，在马科斯总统的治下，找一份中产体面的投行工作，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BUT，在上世纪60-70年代，正是东西方冷战的高潮时刻，身处东南亚十字路口的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全国学子精华汇集一堂的菲大，自然难以摆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1967-1971，是动荡的时期，美国和苏联陷入了一场恶性冷战，而冷战在亚洲的表现是越南战场的热战，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激荡不已，这一切，都激发包括菲律宾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年轻人迸发激进的革命思潮。

如火如荼的越南战争，让美国深陷泥沼，从旧金山到巴黎，从慕尼黑到马尼拉，年轻人走上街头呼吁和平，要求变革，在菲律宾，本土的学生运动在 1960年代后期迅速发展，加之菲共的推波助澜，很快在 1971 年初达到沸点，这就是菲律宾战后政治史中反抗马科斯毒菜政权的第一季度风暴。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罗马纳为形势所影响，加入了马尼拉地区的菲律宾全国学生联合会 (NUSP) 马尼拉分会，积极参与了 1970 年针对马科斯政权的抗议示威活动，这些活动从抗议学校设施差和不合理的学费上涨，到后来的反对越南战争，反对菲律宾政府充当美国的马前卒，抗议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的存在以及在其中杀害“被误认为野猪”的菲律宾人。

1970年，在菲议会大楼（今国家博物馆）前，抗议马科斯国情咨文的菲律宾年轻学生。

在这种不断的抗议浪潮中，菲大等高校逐渐成为学生活动的中心，罗马纳与其好友吉米•弗古律斯（Jaime A. FlorCruz）等一道，凭借着自己的组织能力和革命热情，很快成为抗议集会中的学生领袖，这也意味着，他们在谴责警察的暴行，警告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迫在眉睫的军事独裁的同时，也成为了马科斯总统黑名单上的一份子。

当时不论是在欧洲，美洲，亦或是在菲律宾，从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大学校园里追逐着的，都是无比激进的革命思想，甚至包括正在中国发生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很多进步青年而言，这无疑是另一种“变革的催化剂”和“国家的希望”，而红宝书则是流传于进步学生抽屉间的秘密小册子。

当年，菲律宾军部情报局（AFP）在内部通报中，对此深感焦虑“china共产党对外输出革命，在菲律宾筹建共产主义组织，一些菲律宾青年正在接受来自国外的军事训练，学习中国发动群众运动，游击战和武装斗争的经验。”

在这种大环境下，位于冷战桥头堡的马科斯政府，自然万分紧张菲共产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而这些进步青年以及他们组建的社团，自然成为马科斯的眼中钉肉中刺，为了限制菲年轻人前往革命圣地学习吸收革命经验，马科斯授意菲律宾外交部推动国会出台一项法律，禁止菲律宾学生出国期间，访问北越，朝鲜，古巴，苏联及CHINA等共产主义国家，违者将受到严厉的处罚。

一面是毒菜政府的严厉打压，另一方面是对于一个领导数亿人民的共产主义大国的仰慕和好奇，在这两种作用力下，一票菲律宾学运青年领袖，在菲共毛派领导人何塞·马利亚·西松（Jose Maria Sison)的运作下，制定了“迂回至中国的路线”，分批乘坐班机离开马尼拉，前往香港。

临别马尼拉前夕，身为学生领袖之一的罗马纳在吕宋岛Pangasinan做激情的革命演讲。

1971年8月20日，23岁的罗马纳出现在香港，他是一个名为“菲律宾青年代表团”的领导人之一，因为前文所述及马科斯政府的规定，菲律宾护照无法直接入境中国大陆，因此，中国对外友协的档案上会清楚记载，他们为期21天的旅行路线是香港-深圳-广州-北京。

8月21日上午，罗马纳一行坐火车从香港到中国，在边境，他们穿过罗湖大桥进入深圳，彼时的深圳，只不过是个尚在沉睡的渔村，在这里，青年学生们完成了从西方世界到东方国度的铁幕穿越。

从深圳，菲律宾青年代表团乘坐另一列火车到广州，在羊城走马观花的浏览之后，他们被乘坐苏制喷气客机，前往中国首都北京。

原本这个青年代表团抵达北京，只是一次为期三周的革命学习，费用全由东道主招待，民主菲律宾运动是个联合个各种不同抗议团体的松散组织，作为年轻人，罗马纳与同为团队成员的吉米•弗古律斯，对于终于来到了革命圣地，倍感兴奋。

在吉米的回忆录里，下了飞机后，迎面而来的是一队头发花白的中国官员和面色红润的红卫兵。

他们挥舞着小红书，高喊“中菲友谊”和“支持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口号。

作为回应，菲律宾的进步青年用菲律宾语演绎了《国际歌》。

“我们立刻被红卫兵的好战精神所感染，我和他们握手，就好像我们是久违的战友一样。事实上，我们看起来就像来自不同星球的年轻人。我的嬉皮风格发型几乎和女性红卫兵的短发一样长。我的着装——条纹衬衫、喇叭裤和一副雷朋太阳镜——与他们的白色棉质衬衫、宽松的裤子和无处不在的毛泽东像章并列。”—吉米。

他们到达之后三天，被安排参观中共当年的革命圣地——延安以及韶山。

1971年，罗马纳等菲青年团成员与接待的中方人员，在韶山毛泽东故居前合影。

在三周的革命学习过程中，中方译员曾问23岁的团员罗马纳，拉丁语“habeas corpus”（人身保护）应当怎么理解。

在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时代，身处中国的罗马纳无法得知，此时此刻，1971年8月，菲律宾自由党等一众党派在马尼拉米兰达广场举行有关抵制马科斯第三任期选举的民众集会，然而就在集会过程中，三枚手榴弹突然扔到了主席台上和人群中，造成九死百伤的悲惨事件，这就是改变了菲律宾政治及历史进程的米兰达爆炸案。

爆炸案发生后，菲律宾总统斐迪南•马科斯将凶嫌定给了菲律宾共产党，米兰达广场爆炸之后仅数小时，马科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废止了人权保护令，从而允许警察随意逮捕和扣留市民，同时高调悬赏通缉一系列通共分子，罗马纳等人的名字赫然在悬赏之列。

后来，得知自己在政府黑名单上的罗马纳以及许多左翼学生进行了一次讨论，若是回国，肯定面临逮捕，于是，罗马纳及四位代表团成员，在下一个十年及以后人生轨迹彻底改变了——从纵马踏尽长安花的春风得意，变成了躲避母国政治迫害的滞留人士。

从旅行变成流亡，多彩壮观的异域风光变得单调陌生，由于母国突然发生的政治动荡，无限期地将这些临时旅行者搁浅在异国的土地里。

翌年，马科斯又以米兰达广场爆炸案及卡拉加坦号商船走私武器事件等，宣布菲律宾面对共产主义颠覆威胁，顺势宣布了戒严法及全国军管。

由于担心回国而被捕，罗马纳与其他四位来自代表团的年轻人一起留下来，随即，他的护照到期，由于菲律宾当时与中国大陆并无外交关系，因此，他成了一个无国籍的滞留者。

开始是在中国呆三个星期，看看发生了什么，只是一个短暂的过客，只是想到了开始，却没想到拮据，现在有家不能回，隔海相望的思念和孤独，同时手头窘迫的他们，只能转换思绪，调整自己，融合到那个火红的年代中。

由于短期内无法回到母国，向往进步的革命青年，选择了继续在中国深造学习，从学习说普通话开始，因为是革命时代，所以学习方式自然是半工半读，到群众中去，到人民公社中去。

1972年到1973年，罗马纳出现在湖南以及山东等地。他在湖南的人民公社中种水稻并养猪，后来他搬去山东烟台，在捕鱼合作社，以普通社员的身份出海打渔。

由于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加之对外交流甚少，这些来自菲律宾的年轻人，尚不知道，曾经被他们视作革命圣地且曾鼓舞菲律宾左翼学生运动的中国，竟然与美国和解，同时竟与东南亚反G的、威权的政府结为友邦，包括菲律宾马科斯政府。

年轻人们互相安慰：我们会克服眼下的困难，我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我们比马科斯年轻，我们可以活得比他长。

由于常年在中国工作生活，一众年轻人的中文进步飞快，1974年秋，罗马纳考入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成为一名哲学系的大学生。

罗马纳的外国留学生卡片。

文革结束后，凭借在中国的长期经历，加上罗马纳在流亡期间，获得的双语技能和跨文化知识，这帮助其找到了一份国际通讯社的记者工作。

在ABC新闻驻中国的记者岗位上，罗马纳一干就是20年。

其间，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美蜜月期，罗马纳在哈佛和斯塔夫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攻读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在那里，罗马纳接受了专业的国际关系学术训练，他的硕士论文是以中国海南为样本，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由于其对中国的漫长经历和深刻了解，硕士论文取得了高度评价，被誉为潜在的智库学者新星。

在弗莱彻，罗马纳第一次接触到国际海洋法，也给后来人生道路提前埋下了伏笔。

“他对中国了如指掌。他知道那里的事情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为什么，”同为菲律宾进步青年代表团的团员，和后来同为记者的弗洛克鲁兹说。“他表现出自信和魅力与谦逊，最重要的是，罗马纳的心一直在正确的地方，无论他做什么，他都兼顾了菲律宾和第二故乡中国的利益平衡。”

说到罗马纳的南海观，他是坚定持有用外交渠道解决问题的一派，认为要保持外交渠道开放，避免发生任何可能导致冲突的误判。

这，也是后来，从记者岗位上退休后，返回菲律宾从事国际关系教学的罗马纳，能够被杜特地总统看重，任命为全权大使，前往北京，修复因为上一任总统的海牙仲裁，导致掉入寒冰的双边关系。

在大使岗位上的罗马纳，致力于接触与对话，获得了菲中两国的一致高度评价。

菲律宾外交部在关于他去世的声明中说，罗马纳大使于 2016 年 12 月被任命，“菲中关系虽有分歧，但蓬勃发展；事实上，在其上任后，菲中关系得到了深深的加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表示：“我们对失去一位好朋友深感悲痛，向他的亲人表示衷心哀悼。他工作积极勤奋，为促进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溪连表示：“罗马纳为中菲关系发展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大使用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来了解和帮助世界和菲律宾了解中国。”

从某种角度而言，杜特地上任以后，菲中关系的回暖，对于数十万来菲讨生活的同胞而言，你我都是回暖政策的受益者。

至于未来，罗马纳在今年 3 月 5 日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中，评估了双边关系的状况，他建议下一任菲律宾总统坚持该国与中国的接触战略。

“我们的指南针是我们的国家利益，体现在菲律宾宪法和国际法中，”他说。“在相互尊重、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基础上，继续与中国接触，同时确保我们的独立、主权和主权权利，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51年前，一名心存热血的革命青年，搭乘CX900航班，从冷战的桥头堡菲律宾，穿越了东西方封锁交界处的香港，义无反顾的进入了红色中国。

直到今天，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在马尼拉到香港的航线上，依旧沿用着这个航班号。

当我翻阅这些档案的时候，真有那么一霎那，很认真的沉思，当年一起来中国的菲律宾进步青年代表团，五名追求进步却流亡异国无法返回家乡的年轻人，除了在一次媒体沙龙中有缘拜会的吉米和已经仙逝的罗马纳之外，其他三名进步青年，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51年前，他们在异国面临的困境，与今朝许多同胞，在新冠病毒肆虐下，异国他乡面临的困境，是否有着惊人的类似？

只是临时的旅行，却长期的困顿在外国的土地，通过罗马纳的如烟往事，会不会有些感悟——流浪是一种不幸，同时也是一种改变，改变环境，改变自身，如何重塑自己，来适应不同的环境。

就像51年前的那个星期五，一个23岁的青年人，心情激动踏上人生未知的旅程，以为只是短暂的观光之旅，未料及，改变命运的大幕才徐徐开启。